「我不是貨物，我是人。我希望能選擇自己的工作。」這是來自一位在台工作五年的印尼移工艾妮（化名）的話。她原本從事家庭看護，後因雇主家庭結構改變，期望能轉換到工廠工作，卻因法規限制被迫中斷在台生活。這不只是她一人的經驗，而是數十萬移工可能面對的共同處境。
在我們日常所見的社會新聞與政策討論中，外籍移工常被視為補充勞動力的「制度性安排」，卻鮮少從人的角度思考：在台工作的移工，是否也能像我們一樣，選擇自己的工作？
根據《就業服務法》第53條與第59條規定，外籍移工在台期間不得自由轉換雇主，僅在特定條件下才允許，例如：雇主死亡、事業結束、遭受性騷擾或薪資積欠等。這種「除非例外、原則禁止」的制度設計，使得移工的職場選擇權被嚴格限制，甚至淪為「只能忍受」的處境。
相較之下，韓國近年已開放移工在合約期滿後自由轉換雇主；日本透過技能實習制度與特定技能簽證，也開始放寬轉換條件；香港則長期採取自由轉換雇主制（但需重新申請工作簽證），顯示亞洲鄰近國家已逐步朝向「職場選擇自主權」邁進。
而台灣，即便強調人權與友善社會，卻在移工制度上仍停留在管理優先的框架。
以長期推動移工權益的台灣國際勞工協會（TIWA）為例，近年即針對《就業服務法》轉換雇主限制展開倡議行動。他們指出，限制轉換雇主不但加劇雇主的支配權，也讓移工難以逃離不合理的工作條件，甚至成為權益受損、被迫逃跑的誘因之一。
2022年，TIWA提出「三年一約、自由轉換」的制度改革建議，強調移工應擁有選擇與拒絕的權利，這不只是勞動權益，更是人身自由的一部分。
印尼移工拉赫曼（Rahman）來台從事焊接工，第一年與雇主相處良好，第二年開始工作量暴增、工時延長，甚至工廠未提供足夠防護設備。他向仲介反映後，遭回應：「合約還沒到期，不能換。」
「我不是不想工作，但我不想在這裡繼續生病。」拉赫曼無奈地說。最終他選擇返回印尼，結束了三年的合約，但也放棄了來台再工作的資格。
在現行制度中，移工無法主動選擇更適合的工作場域，也無法透過轉換工作達到自我成長與職涯發展。這樣的制度，也讓台灣失去了不少具專業技術、語言適應良好的移工人才。
過去，台灣社會普遍將移工視為「替代本國勞工」的存在，甚至在政策文件中明確表示「不搶工作」為原則。然而這樣的視角忽略了移工也是完整的勞動者：他們有職涯目標、有身體與情緒、有發展的可能。
在企業全球化、社會多元化的時代，我們是否也該更新我們對「勞動」與「移工」的認知？
一位雇主在受訪時說：「我寧可換一個快樂的移工，而不是一個不願留下來的員工。」事實證明，當移工能選擇合適的職位與雇主，雙方關係更穩定，流動率反而下降。
當然，制度也有其運作邏輯。例如：防止非法轉介、避免過度仲介操作、維持勞動市場穩定等。但這些行政效率是否能長期凌駕於基本人權之上？在追求管理便利的同時，是否犧牲了人的選擇自由？
正如 TIWA 所言：「我們不是要讓制度完全開放，而是要讓制度承認勞工也是人，有能力為自己做出選擇。」
當我們檢討制度缺口、聚焦於勞權議題時，也不該忽略那些正在嘗試改革與理解的雇主、仲介與政策制定者。推動制度改變，從來不是為了對立，而是為了更好的共存。
讓我們想像這樣的社會畫面：移工不只是短暫替代的手，還是選擇與參與社會的完整公民；工作不只是被分派，而是雙方對等的選擇。
讓勞動回到人的核心，讓選擇成為尊嚴的一部分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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